主编按语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城乡规划实践应是“现代”的，但不是“西方”的拷贝；是“中国”的，但不是“传统”的复制。基于中国特色的基本国情，如何深刻理解和诠释城乡现代化的内涵？如何准确把握中国城乡现代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和问题挑战？什么是中国现代城乡规划的要义？怎么才能让年轻的城乡规划学子在专业培养中得到应有的现代的和中国的双向滋养？
为此《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特邀了10 位专家就“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这一命题进行深入的笔谈。专家们的笔谈内容分别围绕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目标、动力、路径、实施刻画了各自的关注重点。
作者 | 尹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中国式城乡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子领域，而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全球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部分。虽然醒得晚，但不一定走得慢，更有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政策性的解读就不再赘述了，聊聊科学问题。
“每一个领域或学科都有它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可能永远也讨论不清楚，但若放弃对它的讨论，你可以成为学术工匠，却永远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学者。”这是1980年代中期我读博士时抄在卡片上的一段话。当时我的导师正在写《广义建筑学》，讨论“重回基本原理”的问题。今天看当我们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新的制度性策略、路径和内涵时，也需要重回现代性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才能对城乡现代化的未来看得更深刻些，那样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它是中国式的，同时也是全球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部分。
1. 现代性核心命题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
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情况下，人的社会活动都被有限空间内的“地域性活动”所支配。这种社会活动在物质环境（地理空间） 上的投影被称之为场所；而现代性的来临则改变了对场所地域性或在场性（presence） 的认知，创造出了远距离关联和“零时差”的“非场所性社会”。当下最疯狂的未来学者还预言有朝一日时间的压缩会彻底消灭空间的差异化，“零时差”化的“网络空间”和“虚拟空间”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新形态。规划师也许没这么疯狂，但至少我们会正视传统上的场所社会的边界正在被淡化，“缺场”（absence） 的场所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改变着“地域性社会”的建构方式。世界发展阶段差会催生不同时间轴并行的“平行世界”，时差的消失也会使空间的价值至少在经济上不断失去其原有的“区位”特征。这意味着对国家和区域而言，自己的过去不再是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尺，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要放到全球完全不同的时间坐标中去综合判断和预期的；也意味着空间边界下的各种预测和校核都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蝴蝶效应”和各种“犀牛”会成为常态，还意味着实体空间的价值和意义会伴随时间的压缩和时间轴的平移而不断发生持续的变化。这样追求某种尽善尽美的空间蓝图也许会更加淡出规划者的视野，而在虚实结合的新网络上节点价值的变迁以及与风险相伴的韧性和应变能力判断，在城乡未来的发展中会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这种时空关系的变化引发了下列子命题的出现。
2. 现代性子命题之一：社会系统“脱域”和“再嵌入”
改良社会的行动得以从有限地域化的情境中“脱离出来”，并跨越更广泛的时空去重组社会关系和资源网络，并以“再嵌入”的方式反作用于“场所社会”。这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机遇，也是实现区域协调的机遇，还是现象级的“象征标志”和专业化的“专家系统”结合发展的新机遇。如何使面对面的“人际信任”转向“系统性信任”、转向法治化前提下的“制度性信任”成为现代性社会治理的基石。信任的基石不是权力，而是信息的完整化。信息中人的多样化和地理信息的填补仍是当下规划信息完整化的重点。至于信赖则和诚实和爱的含义直接相关。“要乐于看到全体民众过好日子”，这种价值观才是信任、信赖、信仰的基本前提，而加上全体二字则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但很遗憾的是“折腾”和“否定”仍会常常成为当下规划决策的主题。许多摧毁信心的行动也会因“约束性”权力的偏好而成为规划行动的主基调，从专家系统到“砖家系统”的信任丧失多来自于此。
3. 现代性子命题之二：权力和知识的再分享
发端于工业革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解决了“个体人”和神权、皇权、贵族权的权力分享问题，但这个“个体人”从实践结果看是新精英对权力的再垄断，资本主义的路径并没有解决“精英”和更广泛的民众分享知识和权力的问题。发端于知识经济的第二次现代化中，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合流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再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再放大。致力于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完成这次自我革命，事关制度的前途命运。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城乡建设中首先是空间生产和享用权力的公平问题，其次是知识的大众化分享问题，时空分离也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下规划及规划推动的社会改良运动是精英的垂怜，还是知识的普及？是自上而下的给予，还是调动每个人积极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价值共同缔造？这是规划师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规划体制改革的重点。
4. 现代性子命题之三：反思性地看待传统
在传统文化中，“过去”总是被尊重的，包含在其中的世代经验常常具有“不朽”的含义。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反思的概念，但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从时间轴上看，“过去”的比“未来”的更重要的是常态化的事情，这种看待传统的方式是时间、空间加上地域性的一体化，所谓的变迁也多是在“原域”内的新生代修正。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我们会看到知识的叠代和反思可以使我们从简单的“以前如此”走向因知识的新发现而建立的“本当如此”跃进；这意味着只有用非经验性的新知识来说明传统时，传统才能得到重生并融入当代日常生活。这是一个从符号认同到语言学认同的过程，也是从表征认同到原理认同的过程。这意味着在最现代化的东西里，传统与习俗还会扮演某种角色，作为社会实践一部分的空间营造也会不断地受到这种实践所产生的新知识的改造，从而在结构与形态上既不断改变着所谓“传统”的特征，也会改变现代性文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会变，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与时俱进的。
5. 现代化子命题之四：流动的现代化
随着时差或时滞效应的消失，空间上的“近在眼前”和“远在天边”将变得更无差别，空间的区位对行动和行为的绩效约束将越来越小，空间的位置正在失去其传统的“关键性和战略性的价值”。这最早来自军事科学的敏感，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以空间边界界定的“前线”与“后方”已失去了其价值。同样，在第一次现代化中以硬件和重资产为核心的、追求明确边界内空间价值最大化的各种手段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在日益软件化和更具流动性的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时间的压缩成为获取价值的重要手段，正是时间概念的变化把空间领域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价值都提高了。这是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生存的本质，也是承载时间流动的所有“流空间”的价值所在，从理论上讲无限接近于“零时差”意味着整体空间绩效接近于无穷大。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对不动产的理解、对通勤意义的理解，乃至对土地开发意义的理解。土地的利用会以更快的速度（或在更短的时段内） 随着利益和“时兴话题”（topical reference） 而转变，这也许会颠覆我们所熟悉的土地开发和利用方式，给传统上“偏远”和“遥不可及”的空间带来全新的开发机遇，也使规划蓝图“软件化”和多变化。
这些思考不是为了下结论，而是为了激发更多的思考，这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答案的时代，而唯一的答案探求路径是汇集众智，达成时段性共识并不断自我革命和调整，走向一个充满着不确定但良心未泯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