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镇泉庆村的种植户在水塘里采收菱角（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共同富裕是最近的热点话题。这个目标是党和国家一直都在追求的。但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社会上都出现一种对共同富裕概念的曲解，认为“提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济贫？是不是要大家都拿平均收入？”林毅夫教授认为，对这个概念的曲解很容易伤害企业家精神，引起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虑，一定要当心。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按比较优势发展，大家都发挥企业家精神把蛋糕做大，然后是怎么切好蛋糕的问题，最后才是谁的蛋糕愿意再拿出来一些回馈社会的问题。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以下为林毅夫教授最新观点：
创新不管是自主研发或是引进消化吸收都需要靠企业家，不管是在传统产业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企业家，或是在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或是走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转进型的产业里创新都需要靠企业家。企业家创新会面对很大的风险，如果成功获得的回报会比较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比较高，这是给予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必要激励。
如果这些创新成功的企业家没有比较高的收入，那就不会有人有动力去追求创新。如果不创新，经济发展就会慢。一旦经济发展慢下来，不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是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都会变得困难重重。
共同富裕是最近的热点话题。其实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都在追求的。但最近社会上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疑问，“提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济贫？是不是要大家都拿平均收入？”如果是那样，必定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引起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虑。
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企业家精神？不见得，取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遵循比较优势，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且能够给政府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分配。原因在于，如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就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并且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就会形成竞争优势。这当然就会使我们得到效率。
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靠劳动所得、靠就业，高收入者的收入更多靠资本收益。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是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发展。
不仅如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形成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会更快，资本积累也会非常快。逐渐地，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这种变化时，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会非常快，低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值钱；另一方面，资本的相对回报降低，富人拥有比较优势的资产的价值在下降。这会使得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东亚几个国家在处于追赶阶段时，就实现了增长和分配的同时改善。在国内我也做了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其经济增速会加快，收入分配也会改善，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再进一步，如果经济增长快，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多，并且按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就具备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政府增加的财税就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于二次分配，可以投资于提供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教育，让他们有更高的就业能力，以及用于消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照顾鳏寡孤独等，收入分配就能进一步改善。
2007年之前，国内学界和政府的政策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这是过去的说法。过去讲初次分配重视效率时，经常用一些技术指标来衡量，认为资本、技术越密集，就越有效率。其实并非如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才会有效率。
2007年初我做过几个报告，论证了按比较优势发展能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很高兴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就把过去的“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说法改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基本上就是我讲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
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发展得很快，结构变迁也会非常快，会有一些经营天才抓住结构转型的机会，再加上有新经济的换道超车给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去进行发明，也会有一些技术天才抓住这个创新的机会，这两类天才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超级巨富，这样会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钱对于超级巨富来讲只是符号，他们也用不完。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税收制度来鼓励富豪们捐赠，并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来尊重他们对社会的回馈，就可以用三次分配来进一步实现公平。
因此，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落实十七大设定的在一次分配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分得越来越好，然后再辅之以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