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冉奥博，清华大学智库中心、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研究；余瀚，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南方发展
来源：冉奥博,余瀚.马赛马拉地区的人居环境：在地性的重构与解构[J].区域国别学刊,2026,10(3):57-74+157.
摘要：人居环境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马赛马拉作为东非人文和自然资源的宝库，其人居环境变迁是极具价值的案例。19世纪末，马赛人与英国殖民者的关系历经对抗、合作至疏离的演变，伴随马赛人逐步迁入马赛马拉并渐趋封闭，其传统土地也遭殖民势力侵占。肯尼亚独立后，马赛人不仅未能从国家独立中获益，相反，土地私有化和国家保护区的设立进一步压缩了马赛社区的土地，进而导致基于民族矛盾的暴力冲突。20世纪末以来，基于社区的土地管理策略在马赛马拉逐步推广并取得成效，该地区仍面临气候变化和外来建筑的挑 战。研究表明，马赛马拉的人居环境变迁以土地为主线，其当下发展囿于私人围栏和资源管理 机制两大难题，解决之道在于如何依托在地性实现马赛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有机平衡。
关键词：人居环境，变迁，在地性，马赛马拉，肯尼亚
人居环境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维度。作为一门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学科，区域国别学将人文、地理、资源纳入其核心研究对象，地理学更被视为其学科基础之一。近年来，非洲人居环境日益受到国际学界关注，其标志性事件是布基纳法索建筑师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荣获202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非洲建筑师首度获此殊荣。评审辞指出：“凯雷深知建筑关乎目标而非实物，是过程而非产品……他的作品根植于当地材料，能够创造无限的力量。他的建筑为社区而建，与社区共存，直观反映出社区的方方面面——从建造、取材、规划到社区特质都已融入建筑。”这一评语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建筑的本质不在于物质形式本身，而在于其与地方社会、文化、生态的深层关联。换言之，建筑是在地性的物质凝结。
然而，以往研究多关注建筑尺度，对建筑背后的人居环境变迁关注相对有限。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建筑与社区的共生形态，均嵌入复杂的历史进程与空间重构之中。若仅停留于建筑形式分析，则难以把握其背后的社会动力与制度逻辑。唯有将视野拓展至区域尺度，考察人居环境在殖民、独立、全球化等不同阶段的演变轨迹，才能深刻理解非洲本土社会在现代性浪潮中的调适与抗争过程。这不仅有助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非高质量合作，也能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的实践认知。
马赛马拉（Maasai Mara）地区为上述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作为东非最著名的游牧民族——马赛人的聚居区，其坐拥享誉世界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Ma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被誉为肯尼亚“园中之冠”。其人居环境兼具三重独特性：其一，它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社会–生态系统，承载着游牧生计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复杂互动；其二，它是殖民遗产与后殖民治理的空间产物，完整经历了从土地剥夺、国家公园设立到社区保护区探索的百年变迁；其三，它是全球化与在地性碰撞的前沿阵地，在气候变化、旅游开发、建筑转型等多重力量交织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日益凸显。因此，分析马赛马拉地区人居环境的变迁轨迹及其内在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理解，也为探讨在地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解构与重构提供了经验锚点。
一、引言
狭义的马赛马拉仅指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其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地区共同构成完整的连绵1500公里的生态区，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生态系统是地球上面积最大且受到最严格保护的生态系统之一，覆盖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每年有100万只角马、50万只瞪羚和20万匹斑马为寻求水源和食物，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马赛马拉本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由于英国、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分界线，完整的生态体系被划分为两个行政边界隔离的区域。
从生态环境来看，马赛马拉地区属于典型的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半干旱气候；每年有两个明显的雨季，在4月和5月持续约6-8周的长雨季和在11月和12月持续约4周的短雨季，降雨量沿东南（年降水量800毫米）至西北（年降水量1200毫米）的方向逐渐增加。基于该生态系统，马赛马拉地区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传统上，马赛人以半游牧式放牧为主，依赖于土地资源和草原生态，以牛、羊、山羊为主要牲畜，以牛为家庭核心财产。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和服务业发展，一些马赛人通过将土地租赁给旅游运营商，依托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建立若干私人保护区，为游客提供游猎、旅行等服务，从而实现就业增长和社会发展。
从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管辖范围来看，其面积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变化。1948年建立马拉三角地区（Mara Triangle，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前身）时，其面积仅为马拉河以西的520平方公里；1961年扩展至包括马拉河东岸的1831平方公里，后因当地马赛社区的抗议，政府归还部分土地，到1984年固定为目前的1510平方公里。其管理权曾分属原裂谷省的纳洛克区（Narok District）和跨马拉郡议会（Trans Mara County Council），2001年非营利组织马拉保护会（Mara Conservancy）加入，主要负责马拉三角地区。
在肯尼亚公园体系中，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具有独特地位（见表1）。肯尼亚自然保护地体系分为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保护区（Reserve）、私人保护区（Conservancy）三类（见表1），马赛马拉属于国家保护区，既受纳洛克郡直接管理，与国家公园和当地社区相比能够产生更多的交流，同时也受国家特别是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Kenya Wildlife Service，KWS）的业务指导。在肯尼亚《2030远景规划》（Kenya Vision 2030）中，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被列为国家级旗舰项目， 独立于针对全国公园体系的高质量公园计划（Premium Parks Initiative），旨在解决酒店的无计划开发、交通不便和收入管理不善等问题，国家与郡政府合作，将马赛马拉打造为国家标志性品牌，并实施马拉生态系统区域计划。由此可见，马赛马拉的保护发展处于国家和地方合作框架之下。
广义的马赛马拉更加广袤，大致为纳洛克郡的南部地区。这也是本文所指的马赛马拉地区，也是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协会（Maasai Mara Wildlife Conservancies Association，MMWCA，简称“马赛野保协会”）所界定的大（马赛）马拉生态区核心区范围。该区域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热带草原物种，将近250万头大型食草动物以及较小的物种共同栖息在此，其中包括超过65万只瞪羚、6.2万头非洲水牛、6.41万只黑斑羚、61.2万只角马、7500只猎豹、7100只长颈鹿、3000只羚羊、4000只大象。这片约6650平方公里的区域是非洲野生动物最为密集的区域，其保有超过95种哺乳动物和550种鸟类，野生动物总量占肯尼亚的25%。 除由纳洛克郡管理的国家保护区外，其周围众多私人保护区、未纳入自然保护体系的私人土地、小村落和集镇共同构成了大马拉生态系统。整个纳洛克郡都依赖马赛马拉独特的人文-生态系统，纳洛克郡的使命是“利用多元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和新兴机遇，改变人们的生活”，其综合发展规划表明，强大的生态系统使包括农业、旅游、水资源等部门受益。换言之，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国家保护区，马赛马拉是一个人与自然共生，承载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统的人居区域。
马赛马拉面临着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挑战。官方认为，纳洛克郡经济繁荣的主要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经济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非规划的人类住区和青年高失业率。这些挑战呈现出当下新增与历史遗留叠加、传统挑战与非传统挑战交互的特点，本文将在人居环境形成和变迁部分详细展开。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研究其人居环境变迁，不仅有助于理解马赛马拉当下人居环境的形成逻辑，还能够增进对原住民与人居环境变迁之间物质-社会交互一般规律的认识。
西方学界对马赛马拉人居环境开展了长期且深入的研究，其主要视角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第一个议题是野生动物的减少与人地矛盾。1977-2009年，马赛马拉的野生动物总量逐年下降，几乎所有物种都降到以往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一发展趋势未能扭转。1977-2016年，在占肯尼亚陆地面积88%的牧场上，野生动物大幅减少，而家养牲畜大幅增加，尤其是野生动物活动占全国的30%的纳洛克郡，其家养牲畜的增加幅度也较高，造成了严重的人地矛盾；牧场退化与破碎化、气候变化和脆弱性增强、保护区面积不合理、政策与市场失灵等均造成 这一结果，但根源还是边缘区域的高频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降低了核心区 的环境恢复能力。马赛马拉地区不同的管理制度也影响到其土地退化，完全保护的国家保护区优于私人保护区、私人保护区优于未受保护土地，主要差异体现在应对干旱的生态韧性方面。
第二个议题是愈演愈烈的人兽冲突。由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变化，马赛人的生存空间不断变动。20世纪中期以前，因采采蝇肆虐，马赛人主要生活在马赛马拉地区北部。20世纪60年代后，通过政府与社区联合的采采蝇防控与林地清理，马赛人逐渐向南扩张定居点。同时，塞伦盖蒂迁徙角马种群也进入该地区，形成人畜与野生动物竞争资源的局面。2000年左右，该地区出现了人均牲畜低于最低生计需求，野生动物种群锐减的双输局面。根据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保护区现状报告，2011-2015年，马赛马拉的人兽冲突事件在肯尼亚国内高居第二，仅2015年一年就有超400起冲突事件。土地利用性质变化是导致人兽冲突的首要因素，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也是因素之一，而以马赛马拉为代表的社区生态治理体系能够一定程度缓解人兽冲突。
第三个议题是独具特色的生态治理体系。在官方保护区中，肯尼亚通过构建“传统”族群形象和马赛文化来获取经济利益。马赛马拉形成了官方力量与当地社区相互补充、以社群为基本单元的治理模式，在国家公园周边形成了由当地马赛人将土地租让给社会组织作为私人保护地进行经营的格局，众多私人保护地结成马赛野保协会。有研究认为，社区保护模式在总体上有利于当地福利增加，但在分配上仍存在不平等。还有学者指出，私人保护区联盟导致了当地人进一步边缘化，未必能够造福生态系统。生态治理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还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独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和20世纪后半叶的独裁政治恶化了包含马赛-茅森林（Maasai-Mau Forest）在内的大马赛马拉地区生态，生态资源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和政治筹码。
上述研究充分体现了马赛马拉人居环境系统中生态、社会、经济交互的高度复杂性，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关注相对有限，而关于马赛人变迁的研究主要是民族学视角，对物质环境的关注较少。相对于上述大尺度视角，建筑、社区尺度的研究罕见，现有文献以建筑人类学为主。内罗毕大学建筑学教授罗伯特·鲁克瓦罗（Robert Rukwaro）率先关注马赛建筑及其变迁，指出面对外来现代化冲击，马赛建筑和聚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土地所有权变更导致游牧转为永久定居，教育、宗教和职业的传入促进了住宅空间组织变化和新建筑材料的使用。近年来，一些学位论文也关注了马赛建筑及其变迁。但这些研究均关注卡贾多郡（Kajiado），而非马赛马拉，对现代化的剖析和人居环境的完整性稍显不足。据此，本文引入人居环境科学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从历史维度将马赛马拉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以社区与建筑层次、社会与居住系统为重点，阐述大变迁中的人居环境，最后总结讨论其面临的人居环境的核心问题和具体表现。本文资料除来源于二手文献外，主要来自笔者于2018年7-8月、2020年1-3月在马赛马拉地区的田野调查，以及2023-2025年每年暑期在肯尼亚的调研，调查方式包括实地勘察、入户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在此期间，笔者还实际参与了马赛马拉地区的工程建设。
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卷入全球化
前人主要将马赛马拉研究放置于20世纪60代甚至21世纪之初，但实际上，马赛人从19世纪末便已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因所在地区干旱化，马赛人自北向南由今南苏丹境内的尼罗河河谷地区不断迁移，大约在17世纪到达今天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马赛人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与当地的班图人发生互动，根据当地生态与社会条件进行调整。特别是在与班图农业社区接触后，部分马赛人逐渐转向半游牧生活甚至参与农业活动，通过牲畜财富、宗教仪式和军事服务，建立了稳定的定居点。在1850年之前，虽然传统的阿曼阿拉伯殖民者和新进入的英、德殖民者在广大的东非沿海地区通过港口、商路建立起经济和政治影响，但尚未深入东非内陆。19世纪30-70年代，马赛语族的兄弟部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伊洛伊科普战争（Iloikop wars），马赛人胜利后占领了广阔的领土，却未形成有效统治。
然而，好景不长，马赛人先后受到邻近民族和英国殖民者在生存空间上的挤压。坎巴人（Kamba）、基库尤人（Kikuyu）、卡伦津人（Kalenjin）等逐渐蚕食马赛人从伊洛伊科普战争中获得的成果。19世纪90年代，英国殖民者计划从蒙巴萨向内陆推进，马赛人的命运被迫卷入全球化并彻底改变。最初双方接触主要围绕东非铁路建设，英国殖民者为了更好地控制整个东非大陆，于1891年开始勘测规划从蒙巴萨到乌干达的米轨铁路。1895年，英国宣布肯尼亚成为东非保护地。1896年动工修建铁路，马赛人经常侵袭英国筑路工地并抢夺铁器等物资，甚至形成了制造使用铁制长矛的部落文化。由于此时英国力量仍然不足，殖民者选择雇佣部分马赛人为保安，并默许其袭击其他民族以补充牲畜等物资。
随着1902年铁路的竣工，英国着手移民工作。通过半强迫、扶持代理人等各种手段，双方于1904年和1911年签订了两份条约，其目的是使马赛人远离东非铁路沿线。这两份条约极大改变了马赛人的人居环境，集中体现在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两方面。马赛人居住的核心区域位于肯尼亚中西的大裂谷地区，土地肥沃，农牧业条件优越，属湿润的热带草原气候，环境承载能力和载畜量较高。1904年签订的条约将马赛人的领地分为南部的纳洛克、卡贾多地区和北部的莱基皮亚地区，大批马赛人迁移到温带半干旱草原气候的南部地区，其中包括现在的马赛马拉，仅在莱基皮亚占有少量保护地。1911年签订的条约将马赛人驱离莱基皮亚地区，迫使其进一步北迁至今日的桑布鲁地区。该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荒漠气候，条件更为恶劣。直至今日，马赛人聚居地仍主要分布于此。气候条件的改变使马赛人的核心财产受到自然条件的天然限制，载畜量大幅下降，且南部地区野生动物密度极高，为之后的人兽冲突埋下隐患。此外，跨马拉地区于1912年被划入马赛保留地后，原有的社会生态发生根本变化。殖民政府推行“部落保留地”政策，强调族群分类与地域固化，导致非固定的族群边界被行政边界所取代。这一政策对马赛人造成双重压力：一方面，他们必须明确自己的部落归属，以获得居住权；另一方面，以往依赖跨界资源的生活模式难以为继，这使得马赛人与周边部落关系更加紧张。
与此同时，马赛社群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1913年，英国殖民政府正式承认马赛社群为一个部落，彻底剥夺其成为主权国家的基础。在签订条约之 前，马赛社群相对开放，并与邻近民族、英国殖民者保持着高频率交流。但主观上，不平等条约使得马赛社群的领袖认为，与英国殖民者等外界的接触无益。客观上，马赛人领地也远离肯尼亚城镇化和国土开发的主轴——东非铁路。因此，马赛人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减少了与英国殖民者的接触，其与邻近民族的交流也相应减少。由于东非铁路支线通过卡贾多镇，该地区马赛人与外界的交流相对较多，而马赛马拉因交通落后，与外界联系较为有限。
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了马赛人的生产总量和劳动效率，牧场承载力下降导致牛群需要更多的土地。同时，领地分割也加剧了人口本就不多的马赛社群进一步散居，高度封闭的社会体系使其少于外界交流，这都使得马赛社群难以形成定居城市。直到今日，马赛马拉甚至都未能形成城镇。马赛人从此离开了东非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而偏居一隅。这并不是马赛人的自主选择，而是卷入全球化后的被动应对。
三、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以土地为核心的现代化之觞
1963年，肯尼亚宣告独立。在肯尼亚独立运动中贡献越多的部落，在独立后获得的政治红利就越多。与众多非洲国家一样，由于殖民地划分的历史遗留问题，国家内各民族向心力不足，肯尼亚中央政权的应对策略是威权与强制，通过各种手段削弱非执政的部落。因此，在肯尼亚形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马赛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其要求归还大裂谷地区土地的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因为富饶的大裂谷中部被基库尤人占据，并在英国殖民期间实现了合法化。
无法回归故土的马赛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家保护区的设立，这从根本上破坏了马赛人的居住系统。虽然名义上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保护野生动物与生态系统，但在殖民主义、国家权力斗争背景下，中央当局设立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行为客观上成为了攫取当地部落土地资源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在肯尼亚官方也承认殖民主义使得社会发展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由公共且可持续转向了私人且强制开发。这一趋势在独立后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1961年，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正式成立，面积由最初划定的马拉三角地区的520平方公里大幅扩展为1831平方公里。由于马赛人的强烈反对，保护区面积于1984年缩减至现今的1510平方公里。国家保护区土地归属纳洛克郡，这意味着可供马赛人直接使用的土地被大幅缩减，虽然部分马赛人被保护区所雇佣，但其中运营的酒店、娱乐等商业设施和项目主要由非本地人开发经营，而这片占整个纳洛克郡10%的广阔土地从此脱离当地社区。
肯尼亚独立后不久，土地私有化制度极大冲击了马赛人传统的土地观念及其 利用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村落的解体。英国殖民时期，肯尼亚曾推行土地确权工作，但由于保护地条约，在马赛马拉地区进展有限。1968年，肯尼亚通过《土地仲裁法》（Land Adjudication Act），在法律上确认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将无法细分的土地权益收归特定委员会，以推动马赛马拉等以游牧为主区域的土地确权。但在实际操作中问题频发：确权流程漫长，导致利益相关者缺乏兴趣、国家力量在永久私有土地权和习惯性土地权之间无所适从。最重要的是，集体土地所有制诞生于土地私有化和个人化的整体制度框架中。也就是说，当土地被登记为集体所有制时，其权力使用仍然是个人化的，即由特定委员会核心成员（通常是酋长或长老）所掌握，而不是真正符合马赛社区管理的传统，马赛人集体拥有土地权益的基础被破坏。马赛酋长的作用原本在于协商与凝聚共识、提供专业建议，而在新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其权力直接涉及集体资产的使用和分配。因此，在私有制推进的大背景下，土地使用权的不安全感使得许多马赛人决定细分土地，原本旨在保存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土地仲裁法》反而加剧了土地私有化。随着土地私有制和细分，建立集体村落的可能性被进一步减小。同时，由于个体抗争力量明显弱于集体力量，在扩大国家公园面积时，马赛社群难以形成 有力反抗。
由于土地利益受到严重侵害，马赛社群与处于优势地位的基库尤人的矛盾不断加深，并于20世纪90年代爆发冲突。独立之初，马赛人和卡伦津人结成联盟，提出建立基于马吉姆博主义（Majimboism）的联邦政府，主张赋予各个部落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性，而非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但此提议由于不利于肯尼亚现代国家构建中凝聚起多个民族而被抛弃。20世纪90年代，来自卡伦津部落的总统莫伊（Daniel arap Moi）为获得广大少数民族的选票，鼓吹了一种极端的马吉姆博主义，并挑动马赛人与基库尤人之间的种族仇恨。自1991年开始，肯尼亚大裂谷地区便开始出现民族仇杀和流血冲突。1993年，冲突在马赛马拉地区达到高潮，500名马赛战士袭击纳洛克郡中基库尤人聚居地，并将3万基库尤人逐出该区域。虽然马赛人从基库尤部落获得了些许土地，但由马赛人和卡伦津人发起的种族暴力，使马赛人失去了具有优势的道德立场，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化。
四、2000年前后至今：在地性的重构与解构
2000年前后，为解决土地利用问题，马赛马拉地区开始探索依托当地社区的解决方案。1995年，位于保护区内的柯依亚基-勒盟科野生动物信托基金 （Koiyaki Lemek Wildlife Trust）的成立揭开了社区参与的序幕。该信托基金主要为了解决两项矛盾。一是收益分配问题。以往基于马赛马拉资源的旅游收入完全被投资人和政府占有，设立信托基金能够代表当地社区获得一部分收益。二是人地矛盾。作为旅游业基础的生态系统资源与作为主要产业的畜牧业之间存在土地矛盾，破碎的私人土地使得两者都无法获得规模收益，设立集体信托基金能够整合破碎的土地资产。其收益主要用于学生奖学金，学校维修、信托成员的体检与住院医疗、道路及飞机跑道的维修，水和自然资源保护等。
此后，马赛马拉地区出现了旨在保护当地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的社会组织，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马赛野保协会。马赛野保协会是伞状社会组织，由15个保护区共同组成，面积为17.01公顷，覆盖14528位土地所有者、39位旅游合作伙伴和10万受益者，协会支持308位巡护员，年收益约500万美元。由于马赛马拉地区的私人保护区规模相对较小，且私人土地呈现碎片化特征，伞状组织能够更好地集中资源和进行总体协调，为较小的组织提供支持和身份认同，并对其负责。相较于其他区域性保护组织，马赛野保协会以相对较少的面积为更多本地居民提供了福祉。马赛野保协会设定了完善保护治理、支持设立新保护区和野生动物廊道、建立区域与国家层面的激励框架、加强跨领域的沟通和协调、构建弹性多元的收入模式、保障组织良好运转等目标。这些目标旨在打造充满活力和统一的马拉生态系统，实现社区和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共存和共同繁荣，即重新恢复马赛马拉地区社会系统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连接。
在马赛马拉地区重构社会系统在地性的同时，其自然系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冲击下正经历在地性的解构。马赛马拉地区雨季和旱季分明，每年3-6月是大雨季，11-12月是小雨季，其余月份为旱季，举世闻名的马赛马拉动物大迁徙便是马赛马拉-塞伦盖蒂大生态系统对雨季旱季转换的响应。但马赛马拉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显著，从气象数据看，虽然该地区的年降雨量变化不大，但极端干旱和洪涝灾害愈发频繁，年平均最高气温未见明显变化，但年平均最低气温上升了9%。这为传染病提供了水热条件，并导致动物大迁徙越来越难以预测，进 一步损害了旅游业的发展。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经历，2018年7-8月，当地出现严重干旱，2019年末的小雨季则延长至2020年3月，并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
同时，传统的居住系统也经受着巨大的冲击。马赛马拉地区的传统建筑室内呈螺旋式布局，社区空间布局也为圆圈式。社区中心为马赛人的核心财产——牛，外围则为居住功能的房屋。房屋的排布方式体现了部落关系的相对平等和体间的相互协作，以共同抵御外敌。但这种集体生活及其作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快速衰败，建筑形式也由此改变，大量西式布局与建筑风格出现在马赛马拉。
同时，住房的建筑样式也发生变化。传统建筑材料通常就地取材，使用树干作为支撑，并使用树枝混合泥浆或牛粪作为墙体。马赛传统建筑样式适应于干旱 且风沙较大的环境，但房屋耐久度不高，马赛人迁移时只会携带人工制品。当前，马赛马拉地区已基本实现定居，长途游牧已属罕见，因此马赛人开始使用铁皮、木板、塑料等现代材料建造房屋，以提升其耐久度。此外，频发的洪涝灾害使马赛马拉地区11.9%的建筑处于危险境地，这使得马赛人加速抛弃不适于暴雨的传统建筑，转而采用西式建筑。
五、马赛马拉的挑战：在地性的历史与现实纠缠
19世纪末至今，马赛马拉人居环境变迁的主轴是土地问题，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在地性的历史与现实纠缠，并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原本居住在水草丰美的大裂谷中部地区的马赛人，被殖民者以欺骗和半强迫的方式诱导至半干旱的大裂谷南部。土地承载能力大幅度下降，严重损害了作为马赛人经济基础，并导致当前显著存在的人兽冲突。国家公园的设立严重压缩了马赛人的土地空间。自1960年以来的土地制度现代化，不论是集体所有或是私人所有，均通过土地财产观念深刻动摇了马赛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在私有制背景下，较少的人均土地面积使得一般单户家庭难以形成规模化畜牧，由于集体财产的减少乃至消亡，年龄组结构、部落集体决策失去了经济意义，以往部落中的社会连接蜕变为资本的雇佣关系。
马赛马拉地区人居环境面临的两大挑战——私人围栏扩张与资源管理机制困境——深刻体现了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制度变迁的交织。第一，围栏问题根植于土地私有化进程对传统共有产权制度的瓦解。传统上，马赛人实行以部落为基础的集体土地管理制度，牧场与水源使用权由长老会议协调。这种非排他性的资源共用机制既保障了牧业的可持续性，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迁徙廊道，构成一种社会-生态耦合系统。然而，不论是殖民时期还是独立后，肯尼亚政府长期将游牧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先后通过集团牧场政策与土地私有化推动马赛人定居化与农业化，这一过程威胁到马赛传统生计与区域生态平衡。很多马赛人也支持土地分割，主要动因在于获取产权保障，便于土地开发。
土地私有化导致牧场细碎化，原本以牛为核心象征的财产认同逐渐让位于以 土地为核心的产权认同。由于放牧依赖广阔空间，私人土地面积有限，牧民若想维持牛群规模，必须拥有更多的土地，从而形成对土地的直接控制。在马赛马拉，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围栏，阻止他人进入私人土地。自2010年以来，马赛马拉地区的围栏数量增加了20%以上，尤其在2014-2016年，围栏出现了明显的扩张现象，即已建立围栏地区不再增加密度，围栏开始出现在其他开阔地带。2020年，该地区的已围栏区域已经超过1.3万公顷，是2015年的两倍以上。2016-2020年，部分区域的围栏面积增幅达到740%。围栏布局呈现空间分化：保护区内的围栏往往沿着行政边界聚集，而保护区外的围栏则往往以迅速且无序的布局出现。围栏的出现改变了马赛人传统的游牧习俗，由于围栏阻挡，很多马赛人沿着公路放牧。一方面，牛群增加了交通肇事风险，另一方面，牛群排泄物也对路面造成大量损坏。此外，围栏还阻碍了野生动物迁徙走廊，造成大量野 生动物误伤，损害了生物多样性。
第二，国家保护区的设立引发了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深层困境。其本质是两种治理逻辑的碰撞——一方是基于功能分区和科学管理的现代保护主义，另一方是基于社区共管和地方性知识的传统资源利用模式。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将人与野生动物长期共存的弹性空间，转化为边界清晰、用途固定的功能分区。在西方保护话语中，这种空间规训既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又减少了人兽冲突。然而，这一逻辑在实践中遭遇悖论：保护区只能约束人的行为，却无法限制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保护区外人口密度因土地收缩而激增，野生动物频繁出没于社区领地，导致人兽冲突不减反增。与此同时，保护区外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外部压力，也通过空间邻近性传导至保护区内，削弱了其生态完整性。此即空间错配问题：治理单元的边界与生态系统的边界不一致，致使人为管理失效。
更深层的矛盾体现在治理权与收益分配的不对称上。国家保护区地处马赛传 统领地，但其运营收益长期未能惠及当地社区，形成了资源剥夺与空间排斥的双 重困境。1992年，纳洛克郡政府试图将洛伊塔森林划为旅游保护区，遭到马赛社区的强烈抵制，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张力。在当地马赛人的认知中，洛伊塔森林历来由长老会依据习惯法管理，既是旱季的生存资源，也是文化圣地；而郡政府则援引现代土地法，主张未明确认定的土地应属郡托管地，管理权归政府。此案揭示了现代国家土地制度与传统共有产权之间的根本冲突。最终，在环保组织与部落长老的协调下，宪法法院于1996年将管辖权赋予社区。2002年，在马赛马拉地区社区保护组织兴起的大背景下，郡政府正式撤销提案，转而支持社区共管。这一过程反映了地方性知识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有限参与，凸显了治理权博弈的不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兴起的社区私人保护区模式，旨在调和保护与生计之间的矛盾，却在实践中复制了权力与知识的不平等，利益分配也往往忽略本地社区，形成新的外部依赖。该模式将土地租赁给旅游企业以换取固定收益，但牧民在保护区规划、资源分配等核心决策中话语权有限，地方性知识常被官方或科学话语贬抑为轶事或非科学，导致管理过程缺乏包容性与适应性。这种参与式治理的表面包容，实则掩盖了新的外部依赖与权力不对等，使得在地性在形式上的重构背后，潜藏着更深层的解构风险。
此外，经济收入的多样化并未削弱马赛人的族群认同。牧民将多样化所得重新投入畜牧业，或以影像实践强化对牛的照料场景，以此维系以牛为核心的族群身份。牧民在现代经济中寻求生计补充，但并未放弃传统符号与实践，反而通过策略性展演，强化自身作为马赛人的归属感。这一现象表明，在地性的维系并非简单地固守传统，而是在现代性中寻求文化再生产。如何将这种演进的认同纳入制度设计，使马赛传统与现代治理在土地、资源、文化等多个层面实现有机衔接，仍是亟待探索的议题。
六、结语
马赛马拉地区人居环境的百年变迁，本质上是土地制度变迁驱动下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从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独立后的土地私有化，到当代社区保护 区的探索，土地始终构成理解该区域社会形态、族群关系、资源分配与人地互动的主线。本文通过历史分期分析，揭示了这一主线如何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重塑马赛人的居住系统、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
研究发现，马赛马拉人居环境的变迁呈现出在地性的双重性。一方面，全球化与现代化力量不断解构基于共有产权、游牧生计与部落组织的传统在地性—— 殖民边界割裂生态空间，国家公园剥夺土地控制权，土地私有化瓦解集体村落，围栏扩张阻断游牧路径，外来建筑改变聚落形态。另一方面，社区保护区、信托基金等本土化实践试图重构在地性，将地方知识、社区参与和生态保护相融合，形成一种适应现代语境的制度创新。然而，这一重构过程并非线性进步，而是充满了张力与悖论。参与式治理可能掩盖新的权力不对等，文化展演可能沦为外部想象的消费品，经济多元化未必削弱族群认同，却可能加速传统符号的符号化与空心化。
从理论视角审视，马赛马拉案例为理解原住民在现代国家体系建设与人地关 系变迁中的处境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当土地从共有资源转化为私有财产，从游牧空间转化为功能分区，从文化领地转化为经济资产，其背后是多重权力结构的交织——殖民权力、国家权力、资本权力在不同历史阶段交替主导，共同塑造了马赛人的生存境遇。其次，在地性并非是静态呈现，而是在权力博弈中不断被争夺、协商与再造的产物。它既可能被外部力量所解构，也可能通过本土实践被重构，但重构的过程始终受制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与权力格局。最后，人居环境的变迁不仅体现为物质景观的变化，更折射出社会关系的转型——从基于年龄组的部落联盟，到基于产权的个体竞争，再到基于契约的社区合作，社会连接的形态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因此，马赛马拉当下的困境——私人围栏与资源管理机制的双重制约——并非孤立的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百年变迁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当下的集中呈现。解决之道也不应仅诉诸外部的技术转移或制度移植，而要依托在地性的培育与再造。这意味着：在土地制度层面，要探索兼顾产权保障与资源共用的混合治理模式；在资源管理层面，要建立包容地方性知识的参与式决策机制；在文化传承层 面，要支持马赛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自主选择与表达其文化认同的方式。这些探索不仅关乎马赛马拉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其他面临类似处境的原住民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对中国而言，研究马赛马拉同样具有反思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如何在基础设施与产业合作中尊重当地社区的自主性与文化传统，如何将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真正落实到社区层面，都需要建立在对在地性的深刻理解之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愿景。
*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